从1月份到5月份,记者多次接到无锡松下电池厂工人的电话,称即将与工厂针对赔偿方案进行谈判,谈判的无果而终让工人们逐渐修改着对工厂的期望。
据了解,早在2月16日,该厂员工“二次体检”结果已经全部得出,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正式的职业病检测耽搁了两个月之久?
“我们从来没有怠慢过镉超标工人的体检。”相关负责人对记者称,职业病检测比预想的要迟,原因在于一些“细节问题”,比如申报职业病检测材料的搜集需要每一名员工的配合,而其中部分员工因个人原因推迟了检测时间。
不过尿镉超标工人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女工来例假期间是不能做尿镉检测的。”一位王姓女员工对记者称,当时她因为例假关系推迟了一次检测,随后她多次联系工厂希望去检测,但是工厂以“要协调两三名员工一起检测”为由进行推诿。
“无锡市疾控中心曾给我做了一次心电图,结果是不正常的。随后他们让我再去做了一次检查,结果变成了正常。”一位庞姓女工充满疑虑地告诉记者,在镉超标员工们看来,这或许意味着无锡市疾控中心更倾向于得出“健康”的结论。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毒控制中心咨询室主任医师王莹表示,尿镉超标检测的一个尴尬之处在于: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检测结果都有可能不同,随着工作环境的变化、环境存在的浓度也不同,因而,哪怕第一次检测是超标的,第二次也有可能不超标。
实际上,在历经四五个月风波后,镉超标员工们甚至对记者表现出了不信任。在记者告知他们会与公司领导交流的情况下,员工们提出“为什么先见领导不先见工人”的质疑,因而记者一度提出,能否在采访公司领导的时候让镉超标员工旁听。
遗憾的是,这一提案被工厂方面拒绝。相关负责人面有难色地表示,既然是对工厂的采访,工厂方面谢绝在这种场合和女工们对话。随后镉超标员工们提出让他们信任的厂工会成员、并未镉超标的镍镉车间工人王鲁堂作为代表出席,但是这亦被谢绝。
值得一提的是,在工厂与员工的冲突中,第一工厂工会负责人王鲁堂的境地愈发尴尬。在记者随后与其的沟通中,王鲁堂表示,在1月份罢工期间,有5个员工代表来负责员工与工厂的沟通,如今离职的离职,不管事的不管事,压力直接落到了他一个人的肩膀上。
而他所提到的“压力”来自两方面:首先,他是镉超标员工在工厂内最信任的代表;其次,来自工厂的压力同样让他“吃不消”。“最近一次的工资涨幅让我非常不满”,王鲁堂告诉记者,他来工厂1年半了,最近涨了工资,但因为是长白班,而非夜间倒班,收入水平竟然由原来的将近2000元降到了1000出头。而随后他与工厂人事高层沟通,后者认为他受到了镉超标工人的“收买”。
王鲁堂表示,他的态度不能代表厂工会的态度,因为他上面还有工会主席、副主席等负责人,在工会行政命令上完全插不上话。
随后,记者对女工们的采访则被婉言劝到“工厂外”进行。工厂方面并没有给出缘何不好在工厂内采访的解释。女工们的推测是害怕公司员工和她们直接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