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郭的阴谋：富士康加薪的百年战略

    作为台湾首富，虽然郭台铭已经几近60高龄，但是其必然不愿意自己的事业巅峰止步于此，更不愿在有生之年看到富士康走向下坡路。除了年龄外，郭台铭拥有一切优势的条件，他又怎能不在富士康未来的发展中保持进攻策略呢？

    底薪2000元，这已经是很多大学生毕业的初期薪酬，是很多办公室白领的收入。它的诱惑力足以令富士康对手公司的熟练工人跳槽。如果要阻止之一趋势，竞争对手的选择只有两个：迁厂、避开竞争；或者涨薪。

    迁厂虽然能避开竞争，但是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放弃成熟的产业链配套，尤其是意味着放弃更为高素质的成熟的员工。涨薪对于中小型公司恐怕难以承当，即便是对于大型从业者，富士康作为IT代工的第一巨头，其对涨薪的承受能力也更为强大。所以，富士康涨薪，在对手竞争的角度来看，至少是在通过改变产业内的一个关键要素，改变产业竞争的规律，从而获得有利的市场竞争地位——富士康此次涨薪一下子使富士康由IT代工业薪酬计划的跟随者变成了领导者。

    三年来富士康其实一直在思考转型的问题：IT产业由技术驱动、规模增长，向需求驱动、附加值增长的转型，势必使本已经成为规模第一的代工巨头富士康面临新的问题和调整的必要。对于郭台铭先生自己也拥有一个令富士康“更被人尊重”的这样一个企业发展诉求。

    “够大还不够强”，“已经不能通过变得更大而变得更强”，“能不能一直维持这么‘大’还存在变数”——这三个问题就是富士康必须进型“核心竞争力”重塑的内部原因。而IT产业的转型，需求驱动型市场的形成；中国制造的转型，则是富士康“核心竞争力”重塑的外部原因。

    而今年富士康的12连跳，只不过是令富士康“更被人尊重”这样一个诉求，通过一种道德上更为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这不是一个企业的深层次问题和困难，但却意味着一个企业未来十年、数十年、一百年的长期的战略目标，是一个企业的长期社会价值凝结过程中必然思索的内容。

    从数年前富士康酝酿自己的销售终端店面，到去年开始富士康在液晶屏幕等上游关键产业链的布局，已经可以看到富士康在谋求“核心竞争力”重塑的努力。而此次“涨薪”的背后则是希望借助“行业混乱”制造富士康转型的有力行业环境。而另一方面，富士康的搬迁则与涨薪没有必然关系（涨不涨薪酬，早晚都要搬的）。

    企业如果要提升层次，必须拥有稳定且高素质的雇佣队伍。企业员工雇佣的本地化是“稳定”的前提；也是通过员工培训不断提升员工素质的前提——如果员工大量流动，就不免“培训”成为“为别人做嫁衣”。

    未来IT代工业的需求驱动模型会随着整个IT产业需求驱动模型的建立而建立。这个代工业的新模式最大的特点至少拥有三个：第一、数量大，这也是传统代工的一个特点；第二、产品差异明显，这一点要求代工企业的团队素质更高；第三、时间紧，这要求企业的上下游关系更通畅、业务能力更强。这三点要求充分说明了代工企业由以往的大而不强，向未来大而强发展的需求。

    既然富士康的未来必然会属于“更为强大”的那一类（否则就没有未来），那么现在承受一些涨薪的成本，自己给自己制造迎难而上、背水一战的格局，总比日后被别人逼着“背水一战”要好。从这一刻起，老郭的目标已经不是3年、5年的盈利，而是10年百年的“事业”——这将是富士康的一个新高度。至于富士康搬迁、涨薪等动作之后，依然留在深圳的几万用工需求，老郭当然希望是能够“本地化”，希望这些工人能够获得融入深圳的机会：对于几万人（而不是几十万人）这是可能实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