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郭的阴谋：富士康加薪的百年战略

老郭加薪的环境背景

    一个80万人的企业，在中国规模仅次于中石油、中石化这些国字头巨头的公司，富士康在百年之后要走向哪里？作为创始人、绝对控股股东、老板郭台铭正在用自己的行动给出答案：半个月的时间，深圳富士康一线作业员的基本月薪从1200元加到2000元。在此五天前，郭台铭刚刚确定把员工的基本月薪从900元提高到1200元。

    12连跳和2000人调查团：进入2010年深圳富士康已经拥有12个跳楼自杀案件。无论其中富士康是否拥有责任，道义上的谴责必然令老郭身心焦急。5月27日，中央部委联合调查组，包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公安部等共200多人；由湖南、河南、湖北、四川等一线员工户籍所在地组成的“关怀团”1500人入住富士康。最多超过2000人的调查团将12连跳的压力再次无形放大。

    深圳、广东的制造业转型：与深圳相隔不远的东莞，一个十几万人口的小城市居然接纳了超过百万的外来务工人员，成为了中国、乃至全球对外提供工作岗位与原城市规模比最悬殊的地区之一。这在数年之前，或许被认为是一件值得骄傲的经济成就，然而伴随着广东经济的持续发展，“调结构”的压力已经使以往的优势变成了“鸡肋”。对于深圳，情况也很类似。此前，深圳多次表示希望以汽车等高级制造业，代替富士康简单代工，从而彻底提升深圳制造的品质，也彻底改变深圳“山寨”之都的形象。

    中国制造的困惑：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给国内众多低附加值制造企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大批企业不得不停产、减产。多年来支撑中国经济的“低水平”制造即便没有走到尽头，也被认为已经看到了尽头。而在此7年前，党中央就已经做出新型工业化、科学发展、创新发展的战略转型决策。只不过金融危机加剧了中国制造这条大船的转头速度。

    全球IT产业的转型：一个产业的发展会经历至少三个阶段——技术驱动阶段、规模驱动阶段和需求驱动阶段。三年前，上网本的推出，彻底打破了技术为王的IT产业产品开发规律。低能耗笔记本和配套CPU也成为了以特定需求赢得市场的革命性产品之一。苹果手机的成功，更是全面诠释了IT领域品牌、文化等软需求价值已经超过传统技术进步价值的真谛。那么作为全球第一IT代工巨头的鸿海富士康对此趋势不会不知吧！

    “加薪”中国普通百姓的需要：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人力成本价值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产业资本的价值增长速度。在内需为王的经济增长转型趋势下，分配改革刻不容缓。表现在经济政策上就成了今年以来各地政府最低工资指导标准的提升。表现在百姓需求上则是国内不断传出的企业员工罢工现象。

    也许，以上老郭加薪的环境背景分析并不完全，但是至少说明一个道理：老郭加薪不是“短期”应对之策，而是长远企业战略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对IT产业向需求型转型的规律，老郭似乎早已经看透看穿：至少苹果手机表现出的短期内对大量差异化产品的加工能力的需求，全球只有富士康能满足，这就是老郭涨薪后的“议价基础”。

迁厂绝不是仅为了“成本”

    在对老郭加薪的评论中，谈论最多的是“迁厂”，通过大规模的向天津、重庆、武汉、成都和郑州等地的“迁厂”被认为会令老郭的加薪承诺变成“空洞”的宣扬稿。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首先，富士康迁厂并没有选择成本最低的地区：富士康部分手机项目即将迁往天津。目前天津的人力成本的确低于深圳。但是作为中国的第三个直辖市，600万人口的动感之都，天津早已经不是低成本制造业的沃土。不过凭借天大、南开等大学的优势，以及紧邻北京的区域优势，高等级人力资源成本，天津或许会真的低于深圳不少——更重要的是高等级人力资源的获取机会更大。如果今天认为富士康进入天津还有人力成本优势的考虑，但是以天津的发展速度，这种优势恐怕持续不了三年五载。

    天津的这些特点在武汉、重庆身上并不是没有。这些中华大陆的巨型城市的劳力成本已经属于上升阶段，而且速度并不显著低于深圳。如果说目前这些内陆城市的劳力还叫便宜，其中重要的一点则是“起点低”！

    如果富士康最在乎的是劳动力成本：越南、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都是更好的迁厂目的地选择。

    其实，富士康的迁厂目的地，天津、郑州、武汉和重庆，除了人力成本、高级人力资源和地方政府支持外，还有一个共同的隐含特点：这四个城市，尤其是重庆、天津和武汉已经成为中国乃至全球近年来城市化速度最快，未来十年城市扩张能力最强的地区。同时，这些城市又紧邻富士康的员工“户籍”地。

    重庆是全国城乡一体化综合试点地区，天津有滨海新城、京津新城、武汉有大武汉圈和湖北腹地。这样的城市化规模，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望大幅提升富士康员工，尤其是骨干员工的“本地化就业水平”。而这一点是深圳无法给予富士康的支持。

    本地化就业不仅会使员工队伍更稳定，也有利于富士康不断培养员工，并用更高水平的员工推动富士康在IT产业向需求驱动型增长转型的过程占据更高的制高点。

    一家优秀的企业不能老计算成本，而不计算产出。一家百年老店对产出的计算绝对大于对投入的计算。富士康的搬迁方向不会使富士康流失现有的员工，尤其是熟练员工，同时也为更为稳定的用工关系的建立，在人力资源的不断拓展和提升上创造了条件。这才是富士康搬迁中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方面。

    虽然目前富士康的涨薪仅限于深圳，但是调升最低工资标准的政府可不仅仅是深圳和广东。对于富士康也有着全国一盘棋，利益均沾的考虑——其它工厂即便不涨的深圳那样厉害，但是涨的大局已定。这涉及到企业内部的团结问题。老郭绝不会允许不同地区的工厂出现利益的派系之争。

    因此，如果仅仅是将富士康的搬迁与成本和涨薪联系思考，那么势必不能发现富士康真正的意图。作为IT制造业的全球老大，对于富士康，如果不是10年的计划，那就谈不上战略。老郭究竟是在下多大的一盘棋啊！

富士康核心竞争力重塑

    作为台湾首富，虽然郭台铭已经几近60高龄，但是其必然不愿意自己的事业巅峰止步于此，更不愿在有生之年看到富士康走向下坡路。除了年龄外，郭台铭拥有一切优势的条件，他又怎能不在富士康未来的发展中保持进攻策略呢？

    底薪2000元，这已经是很多大学生毕业的初期薪酬，是很多办公室白领的收入。它的诱惑力足以令富士康对手公司的熟练工人跳槽。如果要阻止之一趋势，竞争对手的选择只有两个：迁厂、避开竞争；或者涨薪。

    迁厂虽然能避开竞争，但是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放弃成熟的产业链配套，尤其是意味着放弃更为高素质的成熟的员工。涨薪对于中小型公司恐怕难以承当，即便是对于大型从业者，富士康作为IT代工的第一巨头，其对涨薪的承受能力也更为强大。所以，富士康涨薪，在对手竞争的角度来看，至少是在通过改变产业内的一个关键要素，改变产业竞争的规律，从而获得有利的市场竞争地位——富士康此次涨薪一下子使富士康由IT代工业薪酬计划的跟随者变成了领导者。

    三年来富士康其实一直在思考转型的问题：IT产业由技术驱动、规模增长，向需求驱动、附加值增长的转型，势必使本已经成为规模第一的代工巨头富士康面临新的问题和调整的必要。对于郭台铭先生自己也拥有一个令富士康“更被人尊重”的这样一个企业发展诉求。

    “够大还不够强”，“已经不能通过变得更大而变得更强”，“能不能一直维持这么‘大’还存在变数”——这三个问题就是富士康必须进型“核心竞争力”重塑的内部原因。而IT产业的转型，需求驱动型市场的形成；中国制造的转型，则是富士康“核心竞争力”重塑的外部原因。

    而今年富士康的12连跳，只不过是令富士康“更被人尊重”这样一个诉求，通过一种道德上更为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这不是一个企业的深层次问题和困难，但却意味着一个企业未来十年、数十年、一百年的长期的战略目标，是一个企业的长期社会价值凝结过程中必然思索的内容。

    从数年前富士康酝酿自己的销售终端店面，到去年开始富士康在液晶屏幕等上游关键产业链的布局，已经可以看到富士康在谋求“核心竞争力”重塑的努力。而此次“涨薪”的背后则是希望借助“行业混乱”制造富士康转型的有力行业环境。而另一方面，富士康的搬迁则与涨薪没有必然关系（涨不涨薪酬，早晚都要搬的）。

    企业如果要提升层次，必须拥有稳定且高素质的雇佣队伍。企业员工雇佣的本地化是“稳定”的前提；也是通过员工培训不断提升员工素质的前提——如果员工大量流动，就不免“培训”成为“为别人做嫁衣”。

    未来IT代工业的需求驱动模型会随着整个IT产业需求驱动模型的建立而建立。这个代工业的新模式最大的特点至少拥有三个：第一、数量大，这也是传统代工的一个特点；第二、产品差异明显，这一点要求代工企业的团队素质更高；第三、时间紧，这要求企业的上下游关系更通畅、业务能力更强。这三点要求充分说明了代工企业由以往的大而不强，向未来大而强发展的需求。

    既然富士康的未来必然会属于“更为强大”的那一类（否则就没有未来），那么现在承受一些涨薪的成本，自己给自己制造迎难而上、背水一战的格局，总比日后被别人逼着“背水一战”要好。从这一刻起，老郭的目标已经不是3年、5年的盈利，而是10年百年的“事业”——这将是富士康的一个新高度。至于富士康搬迁、涨薪等动作之后，依然留在深圳的几万用工需求，老郭当然希望是能够“本地化”，希望这些工人能够获得融入深圳的机会：对于几万人（而不是几十万人）这是可能实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