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李东生,就是关注未来的自己
□文 姜汝祥(北京锡恩管理顾问公司总裁)
是致力于个人的成功或伟大,
还是致力于企业的持续或伟大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家,李东生无疑就是其中之一。与他同时代的,有像柳传志、张瑞敏、王石这样的成功者,还有晚一些的如张朝阳、王文京、马云等新锐。
以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中国现有的企业家,不管是八十年代创业还是九十年代创业起家的,目前都可以简单划分成两个阵营: 关注李东生变革过程并认真从中获取经验与教训的,与对李东生的失败幸灾乐祸的。这两个阵营也恰好印证了中国领头的一批企业家的心态: 是致力于个人的成功或伟大,还是致力于企业的持续或伟大。
为什么这么说?道理很简单,当李东生决定并购汤姆逊的时候,我相信他不会不知道另一种选择,那就是像联想一样成立一个TCL房地产公司,像美的一样进军汽车,或者更保险的如长虹、康佳、创维那样做拼成本的出口生意。如果那样,我相信今天的李东生个人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成功态势,风光无限。但今天的李东生又如何呢?
“那段时间,我经历了一生中最难过的日子。”李东生自己评价并购汤姆逊的日子,“做了10多年企业,一直是赢利,突然间就亏了。跨国收购后原来预计18个月扭亏也没有实现,面对员工、投资人、同行、政府,感到很是内疚惭愧,自己的情绪甚至一度有点失控。”
两相比较,李东生后悔吗?2006年6月,李东生用一篇《鹰的重生》回答了这个问题。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之一,但在40岁时,却要经历十分痛苦的重生过程——150天漫长的蜕变,它要用喙击打岩石,直到其完全脱落,然后等待新的喙长出来,把爪子上老化的趾甲,以及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
5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鹰重新开始飞翔,再度过30年的岁月!
在这里,李东生无疑是想用鹰的故事比喻他与TCL的重生:TCL不是不想成功,而是懂得今天的成功道路必须改变,“任何一家成功的电子企业都是全球化的,没有哪一家可以偏安一隅就能成功”。所以,李东生与TCL宁愿忍受蜕变的痛苦,也要“鹰之重生”。
我不知道那些仍然依靠“偏安一隅”过着赢利生活的公司,看到TCL这一蜕变过程会如何想,是设身处地的反省,还是幸灾乐祸的窃喜?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中国这批优秀的企业家,在这一现象前分成了两个阵营:与李东生一起反省做企业道理的阵营与幸灾乐祸的阵营。
当然,如果我们简单地赞颂李东生国际化并购本身,把走出国门并购跨国公司等同于“革命派”,反之就是“反革命”,那就太弱智了。就国际化本身而言,李东生并购汤姆逊的时机是不是合适,过程是不是理性,从现在看自然是毛病多多。但如果我们放到一个百年基业的角度,看世界上那些一流公司的成长历程,发现他们的“生意”也很难说都是在“时机合适”、“足够理性”下的产物。相反,很多倒是看起明明不理性的行为,后来也一样成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IBM用全部家当投资“大型计算机”就足够理性吗?索尼当年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不是被商学院当成典型的战略失误案例吗?但现在看又如何?
所以,一个立志百年的公司在奋斗历程中如何超越自我,可能比某个时段的盈亏更有价值得多。我之所以呼吁中国企业家集体关注TCL,关注李东生,也是从这种角度出发,目的是想提醒我们,TCL与李东生所面临的问题,事实上是这一代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代表了中国第一代优秀企业与企业家如何自我超越,然而却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显得矛盾重重的过程。只不过TCL与李东生可能扮演着一个“先锋或先烈”的角色。唯其如此,我们才要更加关注TCL与李东生的所思、所想与所为。
一句话,我建议每一位胸怀大志的企业家,都应当问自己:如果我是李东生,我如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李东生是如何解决的?我又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