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陆刃波所担心的,本次文化变革还是让我们看到了TCL的转变——“李东生越来越依赖洋人了”。
姜汝祥认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中,不仅是李东生一个人在面对国际化的困境。“联想、华为过去都是靠人文化的管理和曾国藩式培养嫡系打天下的方式获得成功的。”姜汝祥指出,当在国际化中遇到困境,这些人的选择都是共同的:要么回到过去“毛泽东式的管理”,要么进行一场凤凰涅式的变革。
李东生的心里不是没有挣扎; 国际化的东西太遥远,而且会给企业的管理和执行带来巨大的摩擦成本; 而靠旧的管理方式虽然能立即见效,但恶果是依然要靠人性化管理。为了在短期提升业绩,提振士气,他仍然要求员工去延安寻根,去红花湖拉练,但李东生显然已经清楚的认为,未来TCL的企业文化必须是全球化的企业基因。
他现在的挣扎,更像是情感上对过去的难以割舍,这充分体现在他近期的人事调整中。李东生对《商务周刊》承认:“当企业调整真正涉及到个人的利益时,我还是比较多的会顾忌到一些感情方面的东西,所以在我们公司里面,老员工的职位比较高。”
他说:“虽然从我个人的本性来讲,我是比较感性的,管理风格中人性化的东西多一些;但从企业发展的角度,特别是国际化之后,管理风格更多的要求理性,而不是靠感性,要更多靠制度、系统,靠指标管理业务。所以说,企业在转型,我也要转,或者说我要转型,企业也要转。”
在李东生那间挂有“天地正气”的小办公室,几棵绿植长得郁郁葱葱,却很少看到主人回来。位于深圳TCL大厦顶层的新办公室里,看上去已经没有家的温馨,宽敞的办公室布置得极为简单,最显眼的是屋子中间的一个小圆桌、几把椅子和一面白板,以及落地窗前摆放的一架木质地球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