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生打造TCL基因：敢为天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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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摸索

    “TCL创业初期的领先都是特殊环境逼出来的。”尽管如此，李东生表示，随着企业的发展，之后的经营体制改革和国际化运营必须是要在经营中慢慢体会。

    对于TCL发迹的惠州，李东生一直有着很深的感情。他告诉记者，TCL最初的发展与惠州特殊的环境有关，作为改革开放比较早的地区，惠州对TCL最初的合资项目提供了机会，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惠州无法给TCL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正因为这样，TCL只有靠自己闯，“这好比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比较彻底，因为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好输的。当时我们就有这种劲头，反正当时啥也没有，就没有什么可输，那就铁了心干”。

    正是这种劲头让TCL闯出了一片天地。在此过程中，惠州当时的政府也提供了包括银行贷款、土地和工业扶持政策等条件来支持TCL，其中最重要的是，TCL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经营体制改革便是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提出。

    李东生向记者表示，在TCL做到30亿元规模的时候，自己便注意到企业的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因为公司比较小的时候团队也不大，所以可以靠直接的沟通管理，但当规模越来越大时，一定要靠一个体制，而不能靠一个人。

    1996年前，TCL只是一家普通的国有全资企业，但事实上，当地政府在过往15年当中并没有过问过公司的业务，而是完全授权给TCL，但在体制方面，这种授权是没有标准规范的流程，只是领导人的一种观念和意识，公司没有董事会，没有相关责任的问责和追究。

    李东生表示，因为惠州政府在账上也没有这笔投资，原来都没投过钱，所以这一切无论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还是从企业运作发展的角度，都需要对企业这种体制做一个梳理，“当时也有很多企业开始做这个工作，给我们影响比较大的是联想在1993年提出把35％的股份给管理层。”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惠州市长李鸿忠找到李东生，希望TCL能先制定一个企业体制改革的方案，但一定要有利于企业发展，并且合法合规。随后，TCL花了几个月去调研已经改制的包括联想在内的企业，并研究了相关的政策法规。

    当时的法规存在着空白，在TCL的改制模式中，所有的做法一定不能和法规有抵触；在一些法规空白的地方，本着有利于企业发展、有利于各方利益平衡的原则，TCL的探索在某种意义上反而促进了国家相关法规的完善。

    比如，1998年第一期奖励回购股权时，个人所得税到底该怎么算，当时的法规上对此并没有规定，当时广东省有一个文件表示红股不扣税，但因为整个方案拿的不是红股而是实股，惠州市领导建议，实股是否扣税最终要报到国家税务总局，后来税务总局专门给TCL的个案下文，并成为TCL方案最终成功的关键。

    据悉，TCL最初交出的方案门槛比较高，存量资产没有动,增量资产做一个激励计划，通过一个比较合理的分配机制来形成资产。

    在充满争议的方案出台初期，惠州当地政府把握住了大方向，李东生表示，“政府开始定这个事情时，我很担心外面的议论会使项目节外生枝，所以当时签授权经营合同时，没有对外公开，我们希望开始时在一个不要有太多争议的环境中去做。”

    对惠州市政府来说，当时的方案在经济方面没有太大风险，但在政策上却面临极大风险，而交了风险抵押金的李东生则面临着经营亏损带来的处罚风险。

    不过在1997年看了十五大的报告后，李东生和惠州政府高悬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因为十五大的报告提到了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尽管还没有具体方案，但这种导向已非常清楚。

    通过这次成功的改制，TCL不仅使自己的销售收入从30亿元增长到2001年的200亿元，而且使得企业和相关方的利益实现了平衡，在5年的授权经营中，政府作为大股东在资产上得益最大，并同时实现了管理层的股权激励，这使TCL具备了其他同行不具备的体制优势，也让TCL在1999-2001年的彩电行业衰退中成为唯一一家没有出现亏损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