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
在2003年,三星的品牌价值超过1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成长最快的品牌,而这也是李健熙“新经营”运动整整进行了10年的时候。在得到全球市场的初步认可后,三星希望能继续提升其国际化水平,成为同索尼一样的顶尖品牌。而在这个计划中,特别将“强化中国市场”列为核心问题之一。
如果说从1993年设立中国总部至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三星以生产制造作为中国战略的导向,那么中国加入WTO以后,这一定位也到了重新定义的时刻。
与大多数韩国企业一样,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大幅缩减了企业开支。尽管韩国经济很快进入回暖阶段,但在2003-2005年间,内需低迷却严重阻碍了经济复苏,消费因就业市场低迷而持续疲弱。同时,韩元对美元汇率持续攀升,到2005年3月10日更是刷新了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使得其出口遭到拖累。但在这段时间内,韩国对中国的纯出口贸易却拉动了韩国经济增长1.16个百分点。
到了2005年上半年,三星的获利水平较前一年的同期衰退了将近50%,几大主要业务:半导体、LCD、手机的利润都出现下滑。然而李健熙过去10年的努力没有白费,此时的三星在全球的品牌知名度仍然在上升,在这一年甚至将其榜样——索尼公司抛在了身后。实际上,中韩建交以来,双方的经济贸易拉动韩国GDP增长了35万亿韩元,这使得韩国企业成为直接受益者。
2005年2月,朴根熙在就任中国总裁的演讲中,首次公开提出“在中国打造第二个三星”,而且,“三星中国的定位不仅仅是单纯的工厂或市场,而是三星的业务基地”。这既包括把三星集团下的金融和服务业等业务引入中国,更要让三星所有在华生产的产品——从企划、研发、生产到销售的整个链条,全部在中国完成。在朴根熙看来,这意味着三星在中国的业务要实现一个根本性的“质”的提升。这个战略正好迎合了不甘于只充当“世界工厂”的中国欲把“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的强烈渴求。
策略的实施,则让北京三星通信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彤得到了更多施展才华的空间。2000年前后,时任信息产业部北京邮电设计院副院长的王彤在信产部吴基传部长的推荐下来到了三星。初期,王大多以承接韩国总部分配的研究任务为主,但在他看来,这并不应该是三星在中国设立研究院的主要目的,他希望在周边分布有三星既有的两大研发中心(俄罗斯和印度)的格局中找到中国的定位。换句话说,就是在中国的研发应该满足中国标准和本土需求。这种想法同朴根熙的期望不谋而合。
“韩国的理工科人才比较有限,而中国每年有500万毕业生,在这里进行研发最适合不过,”朴根熙告诉《环球企业家》。
2008年4月1日,中国移动开始在8个城市尝试商用TD-SCDMA,三星提供了大约15000台手机终端。这是过去7年三星持续投入150余名研发人员、1亿元人民币研发经费所交出的成果。作为TD产业联盟中为数不多的紧跟中国标准的外国公司。三星TD项目不仅在韩国总部面前证明了中国的研发实力,更让三星坚信中国研究院要结合本土、服务本土的路径。
事实上,王彤所领导的北京三星通信技术研究院只是目前三星在国内构建的研发体系的一环。除此之外,三星在华还有三大独立研发机构,以及若干和生产工厂紧密结合的研究机构。比如和三星苏州工厂在一起的研究所,主要负责生活家电的研发任务,韩国总部已经把90%的生活家电的研发转移至此。
在产品企划上,三星的很多产品在策划初期都会先来听取中国的意见。比如,韩国总部曾经打算在中国推出一款针对新婚夫妇的冰箱,在产品上本来希望借用“蝴蝶”概念,但由于这个形象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梁祝化蝶的悲情故事,因此在中方的反对下,这个企划案被阻止了。
到2007年底,三星业绩提升的好消息频频传来:三星手机业务超过摩托罗拉,攀升至全球手机制造商亚军位置,同时,三星电视也已经连续9个季度在全球销售上位列榜首。据市场调查机构DisplaySearch公司近日公布的数据表明,今年第一季度,三星电子销售额在全球电视市场所占比率首次突破20%。
这对朴根熙来说,只会意味着更大的压力。“三星中国事业在集团的重要性已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它将承担确保三星在全球竞争力的吃重角色,”朴根熙说,“这样的角色,其他国家,比如在印度、越南能做到么?我不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