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电视发展中新国家干预主义的出现,对于传播制度、媒介控制中政府职能的再定义,无疑会起到很大的冲击作用。新国家干预主义的出现至少标志大众媒体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地位有了很大变化。
1、在人类社会加速进入信息社会的时代,大众传媒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将会扮演社会神经中枢的作用,而不仅局限于公共信息的传递渠道的一部分的地位,作为国家信息高速公路的骨架,在经过通讯与信息媒介的大汇流后,大众媒介不仅是传统信息的传递者,在未来信息社会也可能成为政府行政命令的发布者,而在大众传媒数字化过程中,因为政府的强力介入,政府可以更深层次影响甚至决定传播媒介的生存,如制造技术性门槛的障碍,迫使传播媒介接受政府干预,西方社会中形成的大众传媒的“第四种权力”的地位无疑会发生动摇,过去以传播媒介与政府关系为区分依据的4中传播制度的划分肯定会受到影响。
2、作为产业来讲,以数字电视为代表的新媒体产业,在信息社会的产业结构中将处于主导产业的地位,而传统的工业等将处于下降地位。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正迈向后工业社会即信息社会,在前一次社会转型中,大众媒介在传统工业社会中份量很轻,而这次社会转型中,走入了变革的中心,成为社会核心产业的一部分。因此大众媒体的产业属性将得到全体社会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成为确立政府与大众媒介关系的新变数。
笔者认为新国家干预主义的出现,正是当今社会传播制度变革的新起点,大众传播媒介的产业属性的突起,以及社会功能的变化成为各国重新建钩传播制度的基础,当然这也会使大众媒介与政府的关系进行再定义。过去西方学者将传播媒介与政府关系作为重要的区别不同传播制度的衡量标准,在新国家干预主义的出现之后,这种标准必然不再适宜,大众媒介的“第四种权力”的超然属性,在信息社会中也难以维持,未来新媒体可能将回复其作为工具性信息流通渠道的本来角色,新传播制度的核心也会集中于社会团体对媒体使用的公平性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