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3年的“中国经济升级版”、2014年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到今年的“互联网+”概念,中国经济在崭新的起跑点上已经找到了“新的动力源”和“成长升级”的具体方案。虽然,进入2015年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依然在相对稳定中试探中长期底部,但是“触底反弹”却已经距离我们不远。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历了2013-2014年以来最严重“行业困难”情形的国内大屏行业,应如何摆正自己的历史观,制定怎样的企业中期战略就成了一个必须认真对等的难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大屏企业极可能面临:1、继续在此前两年的困境中徘徊,2、亦失去对未来新增长机遇的把握能力,进而使得企业的发展遭遇存亡考验。
以上这个问题,也是本文中笔者将着重解答的问题。
对于大多数人,互联网+还是一个陌生概念,没有形成产业性的统一认识。甚至,少部分人依然将互联网+认为就是电商,就是上网卖东西——这样的认识必然不能深刻了解“互联网+”之中的巨大产业机遇。
科学正确的认识“互联网+”概念,必须建立在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理解之上。而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解释,更多的媒体导向是“增速降低”。这样的解读同样是片面的、甚至错误的。经济新常态的核心含义应当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再”全球化的秩序重构。
其中,全球经济背景将是一个关键的核心因素:
全球经济的大背景是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改变了整个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其中,两个标志性的解雇是:第一,欧洲实现了欧盟级别的财政和货币权利的集中,这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同时德国亦在二战后首次真正回归到了欧洲政治经济的全方位领导地位;第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进入再工业化过程,尤其是2013年德国提出工业4.0和智能工业革命技术爆发以来,08年到2013年期间,全球初级制造业向越南、菲律宾、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转移的趋势“戛然而止”,同时,所谓金砖国家中除了已经实现全面工业化的中国外,其他国家的发展都遭遇了一定困难(资源和重工业领先缺乏轻工业的俄国面临乌克兰危机后的“制裁”考验;巴西和印度经历了货币贬值和大起大落的GDP考验;南非甚至在2015年4月份发生了一定的骚乱事件)。
此外,金融危机的另四个副产物是:1.“印钞”战争,美元、日元、欧元先后进入量化宽松政策,预期未来人民币也具有在一定背景下量化宽松的可能性,其中尤其以日元的量化宽松对于救活其出口型企业和高负债财政作用最直接;2.欧洲,如英法、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全球经济领头羊如美国先后出台了“有史以来水分最大的会计准则和GDP统计方法”,这种强行拔高GDP的行为,充分说明了少数国家在政府债务问题上的严重性,甚至不得已不用“掩耳盗铃”的方法来拖延时间;3.美国全球权力的收缩和调整,带来局部权力真空,这与其政治软实力的频繁使用一起,构成了东欧、东南亚、中东、北非等地区一些国家动荡的核心原因;4.全球经济低迷,使得强人政府更为盛行,例如今年初希腊大选为代表的欧洲保守主义和右派的登场,美国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四月份财政部长楼继伟对美国的批评),世界银行改革的乏力,印度和印尼新领袖的当选等。
以上这些宏观国际因素构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外部条件:1.出口经济增长遭遇瓶颈,无论是发达国家地区、还是发展中国家地区皆是如此;2.中国工业经济的竞争由主要担心向成本洼地回流,变成了应对工业4.0背景下,美国为首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挑战;3.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国际动荡也加剧了海外投资权益的风险和不确定性;4.中国经济的全球话语权谈判陷入僵局,不得不启动亚投行等新工具;5.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从军事和同盟手段为主,向挑动中国经济关键邻邦国内稳定和直接贸易战为主转变(如泛亚铁路沿线的政治困境和TPP)。
当然,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的决定性因素还是来自于内部,其主要表现是:1.从企业到政府端的“升级欲望”,经济向高端发展的战略至少已经实施了10年以上,从上届政府的振兴装备产业开始,或者从上上届政府的振兴国防产业开始,这个周期是漫长且空前具有共识的;2.新技术的颠覆作用,主要是互联网信息技术和智能工业机器人技术导致传统产业的巨大变革(最重要的是,二者结合美国经济去工业化的核心原因:“人力成本劣势因素”将逐渐消失,这为美国在资金、技术、资源、内需市场、高水平技术工人等有利条件下,实施再工业化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成为阻碍初级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的最核心力量);3.解决区域发展平衡问题和国内公平问题的挑战,这一问题的起始时间也超过了十年,典型的转折点是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京津翼一体化政策;4.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的挑战,上文提到金融危机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就要求我们经济走出去的时候要有新手段(丝路基金等)、更多资源投入(如安全资源,亚丁湾巡航)、更大的诚意(如4月份习大大访问巴铁);5.国内部分资源过度消耗的瓶颈,例如低端劳动力资源的短缺(依靠互联网+和工业机器人解决)、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撑的结构性资源缺陷(中小企业融资要更多的靠金融改革解决)、环境容量资源的消耗(如雾霾问题)、区域公共资源瓶颈(如北京堵车问题,要靠京津翼一体化解决)、大尺度下的公平问题(如今年开始的高考困难农村地区另招政策)、政府资源效率的问题(简政放权、治理庸官懒官和反腐败)——总之,资源瓶颈涵盖了自然资源到社会资源的广阔范畴 ,这些都需要经济升级来解决;6,与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问题,如何避免更多的摩擦、建立更多的共识需要智慧和耐心。
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不是简单的“增幅降低”:实际上,即便印度号称超越我们的GDP增速,2014年其能贡献的全球增量不过是1400亿美元,而中国确是7000亿美元——因此,中国经济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一种结构性的挑战。其核心是“经济升级”的问题:包括矿产和环境资源消耗方式、政府政治和社会资源的再生与高效运作、金融和产业资源的整合与走出去的一路一带战略等等,每一项都指向“升级”二字。或者说,经济升级既是中国目前所谓新常态的出发点,也是经济新常态的过程和目标。
而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的关键节点,或者说命门在哪里呢?自然不是外部的全球经济环境问题,如美国的遏制政策;也不是廉价劳动力资源逐步枯竭问题;而是“如何利用新技术的问题”。这个所谓的“新技术”核心是指“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升级和改造我们的传统产业、政府、金融、对外经济,乃至整个社会——这就是李克强总理2015年两会提出的“互联网+”。
综上所述,全球金融危机和工业4.0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面,经济升级则是打开这个基本面的锁头,而这把锁头的钥匙就是“互联网+”。理顺了这个逻辑关系,也就认识了经济新常态和互联网+的内在含义。
互联网+对于中国经济,尤其是传统产业的意义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1.新技术手段带来更高的经济运行效率,降低企业经济的边际成本——美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甚至说,企业边际成本正在向零端运动,典型表现是电商的成长;2.互联网带来了新的社会公平机制,包括信息获取的平等(微博微信)、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参与的平等(互联网金融和网络反腐)、以及社会治理和管理的革命(智慧城市、公民个人信息系统等);3.互联网和智能技术提供了工业4.0和终身学习计划的最低成本平台,它将改造我们的制造、消费和学习过程。
以上三个方面的互联网+作用是目前看得到,正在发生的“力量”。除此之外,互联网+提供的想象力空间有多大,是一个无法简单回答的问题。但是,在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在中国经济升级的大趋势下,在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结合的过程中,已经蕴藏了无数成长性财富机遇,这早已是社会共识。对此,大屏产业也需要未雨绸缪,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
掘金互联网+,大屏行业应该走在整个国家经济的前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屏行业自身就是信息产业的一份子,大屏行业自己就是互联网+产业。这种行业特点意味着,互联网+对大屏企业至少包括以下6个方面,两大层次内的机遇。
第一个层次是互联网+开创了大屏企业的数量性增长新空间。
首先,在制造与生产业,大屏应用会从普遍的安防应用与特大型企业调度指挥中心应用,向普遍的企业综合信息化应用转变。例如,如果主要使用人工作业,一个500人,或者以下的服装厂的管理是不需要调度指挥中心的。但是当工业机器人开始占据这个工厂50%以上制造环节之后:高级指挥中心、编程工程师、工业工程专家,就会成为这样的小企业生产制造过程中的顶梁柱。这样的变化也会发生在农业领域,如唐山地区某国有农场与农机企业正在联合研发的无人驾驶农机自动耕作农机体系。因此,在制造业,智能制造和工业4.0、互联网+背景下,制造与生产领域大屏需求规模翻番都不止,同时,亦需求海量的相关专业的高级工作人员。
对于制造企业,互联网+不仅会带来指挥调度中心、机器人可控制中心这些设备变化,也会带来团队人员结构的变化。目前,这些方面的变革正在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珠三角地区发生:一个宏观证据是07-12年珠三角地区的用工荒话题,这几年已经不再显著。为什么呢?不是工人又回来了,而是机器人来了!
第二,在社会公共资源行业,互联网+大有作为。例如,2012年以来交互智能白板在教学市场的爆发性增长;2015年初开始的国家远程医疗试点;互联网教育和医疗企业在金融市场的独占鳌头(全通教育的股价神话);互联网金融带来的社会财富流向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从最早的农村文化共享工程算起:这个工程为投影产业贡献了巨大的增量,而且结束之日还遥遥无期,甚至是刚刚开始。
社会资源的再公平化必须依赖互联网技术。2015年4月份“全国供销系统会议”,即把供销产业的建设,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建设与互联网技术高度结合。2015年4月份,山东发生的“稻瘟病”事件,则体现了信息不公平、技术不公平的巨大社会危害和经济损失——他的反面即将是互联网+所能带来的巨大革命。
而在社会资源的再公平过程中,资源流动速度和流通规律的复杂性,必然要求相应的政府、企业建设大型的指挥调度中心。同时,大量信息资源的综合利用,也需要具有决策支持能力的大型可视化系统。这个体系下的大屏行业新增数量规模也将是空前巨大的。
第三,消费行业对互联网的敏感度正在高速扩散。2015年4月全国房地产老大万达祭出一个绝招:基于互联网的地产金融。这被认为是与互联网金融开创者蚂蚁金服的正面冲突。类似这样的行业变革不胜枚举。事实上,互联网对消费行业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电商这样的范畴。
包括数字告示体系、虚拟现实的消费体验产品、低成本远程定制化消费趋势、万众创新下的代工消费产业、文化和教育消费的高速增长——这些行业的成长既是大屏系统的市场成长。用显示产品上游部件企业,全球最大显示玻璃制造商美国康宁的话讲,既是“无处不在的屏”。
第四,社会管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屏应用市场中,社会管理方向是一个高度成熟的市场,包括此前的平安工程、目前的智慧城市项目,社会管理大屏应用已经是遍地开花、深入各个领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屏在社会管理行业已经没有成长空间。
一方面,社会管理大屏市场的成熟是指城市市场,特别是大城市市场的成熟,农村和城镇市场还处于空白阶段。另一方方面,社会管理的内涵也在不断增长。互联网+对大屏社会管理市场的影响,更多的体现在,为农村城镇市场提供廉价的社会管理工具,同时大幅度提升社会管理的内涵价值:及时性、指挥与决策性、深入不同的社会细节之中,这些变化正在成为大屏应用于智慧社会管理的新课题。
例如,作为公共资源性质的停车场,传统的管理是分散于各个业主单位的。但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可以让这些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尤其是在旅游城市的节假日旺季,这将有助于资源充分利用和公共安全。如果要建设这样一个系统,那么这将是一个崭新的业务体系,自然意味着对应产业规模的扩展。——将更多的分散于不同部门的、不同企业事业单位的,具有社会公共属性价值的资源与业务,用互联网+贯穿起来,这必然带来一系列社会治理革命,也就意味着“更为复杂和庞大”的网状化社会管理体系。比如,去年开始火爆的打车软件,就是这样的行业变革。这其中的大屏机遇不言而明。
从大屏行业的数量型增长层面看,以上四个方面的成长性都会超过100%。亦,不考虑质量变化,大屏企业的业绩也只是刚刚发展到半山腰,未来前途会一片光明。但是,互联网+对大屏企业的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将更多的体现在“质量”变化上,而非简单的数量增加。
在质量变革中,大屏行业的互联网+机遇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 从购买一个“电视墙”到购买一个“指挥中心”的客户需求变化。这个变化也可称为“可视化”发展方向。这种变化意味着大屏企业承担更多的软件开发和系统整合业务,其价值外延彻底摆脱显示和信号系统硬件的束缚。这会意味着大屏企业在单一项目上可收益性和长尾价值的巨大增长。
最早的安防系统是什么样的呢?一个摄像头对应一个显示器,前面有一个保安24小时盯着看:这样一个系统价值非常单一。因为当时能提供的通信技术、计算技术、显示技术都很有限。而现在一个安防系统是什么样的呢?大型数据显示中心、智能防线报警与警情处置指挥、对接其他必要的信息系统,如电力、燃气、公安等。这种变化的核心即是“互联网+技术”的应用。
未来,随着物联网、互联网+的发展,能够互联互通的信息系统会越来越多,系统处理信息的技术也会不断进步,甚至带来更多的智能性应用。这些变化将电视墙从一个“简单的显示硬件”,推向了“系统中枢和大脑”的位置。这种变化使得大屏企业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关系,从简单的上下伙伴的线性关系,变成了全方位共生的网状关系。生存环境和客户需求的日益复杂,让大屏这个产品的附加值和长尾效应日益显现,大屏企业也将由此实现转型和升级,创造出更大的产业价值。
第二, 从提供一种软硬件整合的技术平台到提供一个“业务级服务”平台的变化。为什么大屏企业要提供业务级的服务平台呢?答案是,现有阶段大屏系统,尤其是高端指挥控制中心,多数服务于大型政府单位、巨头企业,这些业主自然能够自己建立完善的“业务平台”。但是,未来互联网+会将智能网路信息应用带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小企业、社区和村镇、小学幼儿园这些单位没有能力自建“完整且标准”的业务硬件软件平台。
对于这些单位而言:基于网络和云技术的业务级平台才是最经济的选择:一方面,一次性投入成本可以大幅度降低,另一方面,后期使用和维护专业性成本亦几乎为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系统可以做到“按需而用”,有效控制总体成本,同时又可以在性能上获得几乎媲美超大型指挥调度中心的运算、决策与分析能力。
目前,业内的云数字告示、云处理拼接墙等产品都是这种应用的雏形。在医疗、教育、村镇社会管理领域,这样的系统具有优先发展的现实需求。在这个方向上,大屏企业可以获得的服务增加值规模可以用“不计其数”来形容。
互联网+会带来大屏产业的超级机遇和巨大金矿,这是不容置疑的结论。面对这样的产业前景,大屏企业必须未雨绸缪。
一方面,2013年开始的行业结构性困境,是中国经济升级转型周期与全球金融危机周期交替造成的必然结果。熬过这段痛苦期是别无选择的事情。另一方面,困境的“倒逼改革”效应,亦会加快工业4.0、终身学习体系和互联网+产业化的步伐。这些变化使得大屏企业必须在困境中积蓄力量,而不是简单等待。主动寻找经济升级的需求点将成为市场冷暖转化与企业发展的关键。
本文,笔者废话很多,从全球经济到国内经济谈了很多。其核心含义无外乎一个,机会很大,但是难度也不低,黄金机遇期与生存危机期也高度重叠。未来3-5年大屏企业将会迎来高风险但是也异常快乐的一段“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