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消息表明,日本半导体显示产业已经找到了适合于其自身的OLED面板发展模式和产业主体:这就是成立不足两年的JDI。日经新闻5月26日报导,索尼和松下的OLED项目资产将和JDI的相应资产整合,构建日本半导体显示航母的OLED面板事业主体。
这使得JDI这家号称全球中小面板市场领域占有率第一的企业,再次站在了全球面板行业的“战略中心”。不过,与西方自由经济学者倡导的自由经济学说、以及与另一些学者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是中国半导体面板企业京东方的竞争力的批评不同,JDI这个日本半导体显示企业的本质正是一家类似于京东方模式运作下的企业。
某种意义上,京东方的经验已经成为“后进生”在半导体这等高技术密集、高资金密集、高市场竞争的产业,“脱颖而出”的全球经验。
京东方成功的秘密可以概括为如下:利用市场自由和自愿的原则,依托产业技术和产业市场愿景,以擅长长期战略投资的政府或者产业资本、产业利益为纽带,充分利用市场调节和政府协商两个行为推手,构筑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力量保护和升级弱势产业”为目标的“政治利益、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共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企业转型升级的“中国模式”。
第一, 京东方自参与全球面板行业大格局竞争以来,投资巨型项目五个以上,总投资额度超过千亿元,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于“政府、国企、国有银行”。这充分体现了国家经济运作的集中力量“攻坚克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
第二, 京东方的千亿资金投入,并没有依托任何行政性的命令,而是完全市场化的行为。无论是北京、合肥还是重庆政府的参与,都体现了对自由经济规律的尊重和运用。其中,京东方自身的市场主体价值得到了巨大体现。整个项目运行过程中,是这个在资金和资源上处于劣势的“市场主体”起到了支撑作用和管理者角色,而不是政府行政命令主管一切。
第三, 京东方模式是产业利益、国家利益、企业经济效益合一的模式。其中既有经济组织擅长追逐短期利益的因素,又有政府和政策性银行资本,善于追逐长期战略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因素,是典型的共赢模式。
第四, 京东方半导体产业是资金和技术结合的典范,是高新技术行业,国内企业追逐国际先进水品的标杆。产业技术进步的巨大市场预期,是京东方的任何项目投资得以成立的前提;京东方提供的一系列有效的技术创新控制力,是实现自身产业地位的基础;而集中力量促成国内弱势产业升级则是政府和全民的强烈愿望。这些条件的统一和市场化运作,是京东方成功的不可或缺因素。
京东方模式,本质上也是国内另一家面板巨头华星光电的成功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是企业与政府的互动,经济利益与产业利益的互动,技术夙愿与资本夙愿的互动。这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是创造了一个产业升级和战略实现的新方法,是特殊的社会主义中国经济模式的重要组成和体现。现在,这个方法也被日本企业运用了。
全球最大中小尺寸面板厂Japan Display Inc(JDI)的前身是索尼、东芝(Toshiba)及日立(Hitachi)的中小尺寸面板事业。2011年日本电子企业渡过了一个有史以来最悲惨的会计年度。索尼、松下、夏普等巨头无不爆出历史最高的巨额亏损。其中,液晶面板项目是重灾区。
导致日本相应企业亏损的原因很多:汇率变化、福岛地震、韩国和大陆地区企业的竞争(2011年是大陆地区面板业产能集中爆发的第一年)、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市场疲软……但是,无论原因多么复杂、问题多么难解,日本产业界最棘手的一个问题还在于“产业内耗严重”。
一方面,日本是液晶显示应用成熟的发源地,具有最完整的产业链优势,在面板制造领域主要电子企业都有涉及,可谓多点开花;另一方面,随着全球面板行业进入高世代、大规模竞争阶段,日本企业之间竞争突出、合作不足,产业资源和力量分散,单一企业难以承担起“产业升级大任”的劣势也开始显现。
所以,趁着“日本半导体显示产业最易黑暗时刻”,由外部资本强力主导,构筑新的产业竞争平台,最大程度消除内部竞争和内耗,获得面向国际市场更大的产业话语权的JDI就诞生了。
JDI的第一大股东,发起人和实际控制人是 日本官民基金“产业革新机构(INCJ)”:实际有日本政府设立并控制,是日本政府干预制造业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这家机构的所有行为,难以避免政府的烙印。其社长能见公一公开表示:INCJ不是为了赚钱而存在,如果有市场需求找到我们,或者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话,也会主动出击。这段谈话表明,INCJ的市场目标就如同我国克强经济学提出的“产业升级”。虽然INCJ不动用政府资金,但是其具有的任务特色,依然是政府性的。而且是一个主动出击为主,主动干预产业经济的组织。
在整合了日本几大巨头中小尺寸液晶面板产业之后,JDI今年又把触角延伸到了OLED项目上。由于日本液晶产业在前几年的低迷,导致在下一代面板OLED产品上普遍投入不足,进度不仅落后于韩国企业,也落后与我国台湾和大陆地区的产业同仁。这给予了日本半导体显示产业很大的危机感:再此背景下,由INCJ出面,以JDI为平台,进行产业整合是最好的选择。
甚至,笔者认为2013年年底,松下和索尼OLED项目合作计划的突然结束,就是为了能够在今年更为顺畅实现以INCJ为推手、JDI为主体的新产业整合。虽然现在的新闻报道称JDI的目标依然是中小面板产业,但是产业升级由小及大是在自然不过的结果,更何况高世代线用于中小尺寸产品切割已经是行业内的通行做法:JDI没有任何理由保持例外,或者坚决不投资大尺寸线。
了解了JDI的形成和运作机制,就能更好的理解其“京东方模式的本质”。
第一, 自由市场的推手作用,依然是JDI成立和运行的基础。虽然INCJ这个调解人不能缺少,但是,如果没有日本电子产业的困难期、没有巨额亏损、没有OLED项目的全球落后(技术上并不落后多少,但是产业进程却困于投资瓶颈之中),也就没有相应企业各自项目整合的“夙愿”和动因。
第二, 产业整合和JDI的出现,首要目标是以保持、发展整个日本的半导体显示产业为目的。现代电子业的核心组成包括的组分并不多:IC、面板和软件是最大的三块。做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产出国之一的日本,不可能看着面板产业衰退下去而不出手救援。JDI的成立,减少了内讧、构筑了统一的利益平台,同时INCJ也为其提供了一笔不菲的资金支持。
第三, JDI的出现,客观上体现了面板产业技术型企业对资金的“迫切渴望”。这和京东方的发展瓶颈完全一致。导致JDI成立之前,日本半导体面板产品制造者资金缺乏的原因有三个:力量分散,不同企业各自为政;主要参与企业长期的业绩低迷和亏损;银行等金融支持者对该行业的风险持谨慎态度。而INCJ主导下成立JDI之后,这三个因素均大为改观。加上日本企业固有的技术和产业链积累,JDI必然能够迎来日本面板业第二春。
由此可见,JDI明确具有和京东方几乎一样的模式特征:强力手段和市场机制的结合;技术和资金持有者利益的结合;产业的战略利益和企业经济利益的结合;市场活动主体企业,与产业或者政策活动主体之间的互动等等。
JDI和京东方的经验如果在做深层的挖掘,则可以看做是干预经济对自由经济学说的胜利,充分体现了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国家经济、国内一个产业的整体作为竞争主体,参与全球化分工中,强力手段、有形调控的必要性;同时,二者的经验也是“国际产业竞争往往是战略利益战胜短期经济效益的竞争”这条规律的体现,二者不约而同实现了长期的产业价值和短期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或者,更简洁的说法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京东方模式被认为是“后进追赶先进”的模式;JDI的实际作为,也体现了“落后者如何追赶领头者”的载体价值。这就使得,很多人认为JDI或者京东方的成功过程之中的“强力干预因素”,是在“落后”这样的特点条件下发挥作用的。这样的分析,是错误的!
JDI成立的背景是日本面板产业四分五裂、深陷亏损,韩台巨头纷纷超越,大陆企业虽然后发也升级勃勃的产业环境。这样的环境对于日本独立自主的半导体显示产业是很危险的:为日本半导体显示产业规避危险,实现再次的辉煌是JDI的核心价值。京东方创业的背景更是国际面板巨头在产能、技术、投资、市场各个维度全面领先,国内显示面板消耗产业:TV、PC、手机、平板电脑等大量进口、产业严重受制于人。这样的环境下,京东方的宿命除了实现企业生存和发展,还肩负起整个民族显示产业复兴的大任。
在以上两者的竞争背景中,困难占据大比例;在二者的价值上“产业价值”占据巨大比例——这是许多人认为,对于京东方的政府资本支持,或者对于JDI的INCJ干预是“基于落后的现实”和“巨大产业价值”而成立的。但是,这样的观点却忽视了产业自身的特点:高技术和高资金密集。
高技术密集决定了“弱小者难以承受的创新风险”;高资金密集决定了“先进而‘恒强’的基础”。如果这两个瓶颈不被破解,那么“发展就是一个空洞”的话题。
因此,京东方需要更多的资本主体,包括政府和银行的支持:资金的充足,意味着研发后劲的加强,也意味着产能问题的解决。同样的,JDI 的成立,特备是吸收索尼和松下OLED项目后,可以实现研发力量的集中、投入资源的集中,作为实际发起人和纽带INCJ还可以直接提供资金支持,以及对于金融机构的信用保障。
京东方和JDI的成功,就是创新研发与资本资金力量的有效整合。这种整合是高技术、高资金密集型项目能够成功的前提。对于这些项目的实施,必须具有一个“强力”的支撑因素:对于京东方是政府,对于JDI是INCJ。这样的行业理论,也适合于三星这类半导体和显示面板巨头:且不必说三星在追赶时期韩国政府的不遗余力的支持,即便是现在三星站在全球半导体和显示面板第一的位置时,韩国政府每年给予这个行业的政策、资金支持也是数一数二的。
三星等巨头的产业模式也是强者的模式:只不过对于这样的企业,强者的战略“强力”更多的体现在自身的投入上,政府和外界干预比例更小;相比而言京东方和JDI在特殊背景下,弱者身份下,则自身造血功能严重不足,必须依赖于外界的强力干预和支持。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技术和资金双密集性产业是一个需要“强力”支持才能成功的产业:无论这个强力来自于企业内部还是外部——单纯的自由主义思想,缺乏干预主义的竞争逻辑,会是这些产业成功崛起的巨大障碍。同时,强力干预必须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干预、符合技术规律的干预、必须不能剥夺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这样的经验,对于正在追求“产业升级”的中国经济具有普遍的意义。
目前,类似于INCJ这类的官民基金,作为日本产业经济外部强力干预者的角色正在不断放大:收购意大利的光伏电站、促进本国内锂电池产业的整合、整合日本半导体IC制造产业、促进新型农业产业的开发、调整日本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INCJ等相似的官民基金嫣然是一个小政府的姿态,是日本“这一轮产业调整和升级”的指挥者和中间纽带。这一点颇值得国内对相应产业的国有企业砥柱地位、政府有效调控行为作比较性研究,并巩固我们自己的经济理论上的自信、经济实践上的自信:因为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在JDI这样的项目上居然在向我们的京东方学习——哪怕是巧合,这种巧合也足以体现我们制度、理论和实践的正确性、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