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机器吃人”：了不得

    近日，海尔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在出席某商业论坛时，公开表示：“去年初海尔员工数量是8.6万人，年底减少至7万人，裁员比例为18%。今年预计再裁掉1万人“。海尔将此变化归咎为”机器人制造技术的应用“。

    用更多的智能机器人代替普通员工，这是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最大的变化：甚至全球最大的制造工厂，富士康认为，过去和未来数年，机器人会帮助富士康减少30-50万的用工量——这个规模相当于两个IBM这样的巨头公司在全球提供的工作机会数量。海尔的18%的裁员比例，很可能是整个家电制造业的“趋势”，未来还会蔓延到更多的制造领域。

    在更广阔的领域，智能技术对人力成本的解放也在发生着。例如在服务行业，石油产业最近数年推行的加油卡自主服务，实际减少了这类行业对“结算员”的需求；电商的兴起，至少已经解放了超过10万单位的“实体店导购员”……美国经济界认为，利用机器人技术，使得最普通的组装工业也会得到的“高级制造技术的支持“，是美国经济摆脱中国等所谓廉价劳力市场的依赖，并获得”再工业化成功“的核心”机会“。甚至，很多分析家认为，智能机器和制造业的关联，比中国内陆地区人力成本的增长，更能影响全球制造业格局。

    当然，这样的想法是最近10年才有的“新思维“。再此之前，印度、越南、或者菲律宾等南亚、东南亚国际，纷纷支持积极的人口政策，认为依靠”人口红利“，实现”中国经济模式“的复制，是这些国家走向发展和繁荣的必须选项。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印度的人口增长哲学和传统文化，已经让印度的人口总量从7亿上升到了12亿。未来，人口数量印度很可能将超过中国。

    由此看来，海尔的“机器吃人“，不仅仅是一个制造方法问题、企业经营问题、他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人类学问题，甚至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问题。

    当全球最大的家电制造商，通用电气、或者日立集团，大量采用机器人制造技术，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时候，海尔不可能”坚持为了就业岗位采用原始的人力制造方式“。海尔不转换就意味着竞争力的消失，意味着海尔的消失，意味着海尔所创造的所有就业机会的消失。另一方面，新成长起来的，在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已经达到全球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大学教育背景下诞生的，国内新生代的劳动力，也更愿意从事”创造相关“，而不是简单的”机械形式“的劳动。对于这种低端劳动岗位的替换，富士康认为，这将有助于解决此前困扰富士康的“员工跳楼问题”。大量的机器人的采用，也可以在国内制造业人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进入下降通道的背景下，有效阻止”制造成本的上升“，和”制造业的外流“——这不失为传统低端制造业”中国式升级“的一个好思路。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机器人制造技术应当是各国经济、社会和人口政策必须考量的未来变量之一。

    在这样的产业判断面前，也许“因机器”而裁员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常态。日本研究机构认为，最晚在2016年，中国将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这股“机器吃人”的潮流还在继续和加速。国内产业界，广东、深圳、浙江、上海、辽宁、唐山等经济发达地区，也将以工业机器人为中心的自动制造装备产业作为了一个新兴的经济增长点。作为普通劳动者，更应该习惯、并积极的适应这种“智能机器”技术带来的制造业、乃至服务业和社会形态革命。当然，那些还在指望依靠“人口红利”复制“中国经济模式”的国家，也到了反思其基本人口政策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