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作关系,笔者经常前往各国企业的工厂和技术研究所,与现场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了解现场情况。概括地讲,在我的印象里,日本各个领域“制造现场”的核心实力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还依然在不断提升,虽然欧美著名企业和中国工厂都在努力追赶,但日本在这方面的优势仍然不可动摇。正如下面要提到的那样,单就汽车产业的“一流现场”而言,无论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在进行国际比较调查时所收集的统计资料,还是现场工作人员的自我评价,均证明了这一点,说明日本在这一领域仍具有明显的优势。
而另一方面,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在泡沫破灭后进入调整期,宏观经济指数持续走低,金融系统更是处于崩溃的边缘。不仅家电和电子业的许多著名厂商业绩低迷,就连汽车产业的部分企业也因为亏损和债务不断增加,而被迫加强与外方资本的合作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外界对日本企业“产品制造系统”的评价也明显降低。正是在这个时候,作为日本经济低迷的典型代表,“日本汽车产业没落论”开始浮出水面。而与之相呼应的则是“日本制造业没落论”,因为“就连日本历来最擅长的制造业都已经崩溃了”。
与此同时,凭借数字信息技术这一“符合时代潮流”的革命性技术,美国经济蒸蒸日上,中国的部分产业也开始以低成本为武器在国际舞台上亮相。于是,传媒界的“日本无用论”(Japan Nothing)以及日本国内的“全球化标准(Global Standard)追随论”、“中国威胁论”、“日本空洞化论”等观点相继问世,极端悲观成了人们评价包括制造业在内的日本经济的主流论调。
但是,在笔者主攻的现场管理领域,一直以来就对社会上的这种普遍论调表示怀疑。为什么这样说呢?单凭笔者自己估计的数字和了解的事实就可以发现,在日本仍有许多一流的生产和开发现场,它们正在迅速提高生产水平和进一步缩短开发周期。根据这一观察结果,反倒可以讲,这些顶级制造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只是不平衡,也就是说生产现场的实力仍然雄厚,但最终结果却是未能在产品市场上得到好的评价和财务业绩。这其中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比如说日元升值、经济不景气、企业战略失败、营销战略失败、财务上的失误、缺乏品牌力度,等等,总之与“制造业全面崩溃”并无丝毫关系。
总而言之,日本经济出现的整体不景气、金融系统危机、半导体与电子等部分行业的全球市场份额下降,以及许多企业的财务业绩恶化等现象,都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些与“制造现场实力”的起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如此,当今舆论对日本的生产和开发现场的评价,还是紧盯着宏观经济指标和企业财务业绩等最终结果,时好时坏的倾向十分明显。从20世纪80年代“日本式制造体系推崇论”到90年代“日本式制造体系没落论”,评价结果左右摇摆,偏差很大。这种评价的不断变化背离了生产和开发现场的实际状态,多数情况下明显受到了周围环境的影响。 进入21世纪后,曾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IT泡沫最终破灭,上述论调又开始转向。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度压倒日本企业的美国汽车企业的财务状况开始失控,曾主张“脱离制造业”的众多美国某汽车企业CEO最终被解职,接任的新领导层宣布“回归制造业”,在欧美汽车产业界,对所谓的丰田生产方式再次进行评估又成为一大趋势。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日本汽车厂家在2001年获得的利润创造了历史新高,2002年日本车在美国汽车市场上的占有率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评价的变化再次被财务业绩等结果所左右。
另一方面,与繁荣的汽车产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一时期业绩低迷的家电和电子等产业却笼罩在所谓“中国威胁论”的阴影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凭借廉价劳动力等成本优势,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高,也就是说,今后日本企业必须在各种领域里与中国企业及中国生产基地进行生产分工。
自李嘉图的国际贸易理论问世之后,国际经济的基本理论就是“每个国家的企业应该专注于他们擅长的技术(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日本与中国也不例外。如上所述,具备某种生产特点或工艺特点的产品,如果灵活运用日本企业的“产品制造能力”,就可以保持较高的市场竞争力。当然,企业必须要比以往更加清楚自己所擅长或不擅长的领域,而对于那些无端地认为“日本制造业完全崩溃”的个别论调,只能说它对财务业绩的反应有些过度。这样的反应无法形成健康的中日生产分工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