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不做电影、不懂电影的人,却在这里跟大家交流。” 刚刚落幕的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和中国城市影院发展协会2008年度会员代表大会上,拿着“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先进单位”证书的赵建华始终觉得自己是个“行外人”。
▲露天电影所到之处,场面都相当壮观。资料图片 |
这个“行外人”普通话里那股浓郁温州味,却让现场做电影和懂电影的人立马竖起了耳朵。
温州人赵建华,是我国农村电影改革以来,第一个涉足农村数字电影的“放映投资人”。他以这个特殊的身份,在温州竖起第一家民营控股的数字电影院线公司以及一种突破以往模式的农村电影放映思路。
2006年,国家广电总局确定全国16个城市率先实行农村电影改革发展试点。温州依据国家政策和温州特点制定了《温州市农村电影改革发展实施方案》,其中明确了“企业经营,市场运作,政府买服务”的改革思路,向嗅觉敏锐的温州民资递出橄榄枝。
这一风险实践没有先例,还必须有200多万元前期投入,盈利与否是个问号。“农村需要电影,肯定有市场。”没有做过电影的赵建华大胆进入。
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一度是农村重要的文化娱乐,以及与外界联系的渠道。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让体制陈旧的农村电影阵地迅速萎缩,温州县级以下电影院、农村电影放映队因无法维持生计而先后歇业。当大片在城市影院轰轰烈烈排满档期时,农民却几年甚至几十年看不到一场电影,人口庞大的农村成了被电影遗忘的角落。
不是没有需求,而是运作机制无法满足需求。温州所倡导的“新农村”机制,是借数字化平台降低放映成本,借政府出资为农民买电影,借民营资本带入机制活力。中国电影报、中国电影市场期刊等专业媒体称其为农村数字电影的“温州模式”。
破除旧的运作机制,赵建华立下的新目标是:消灭放映空白点,实现农村覆盖率100%,放映场次也争取每年增加一成。
至2008年,温州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已经发展到102套流动放映设备,下辖11个县(市、区)放映管理公司,在岗放映员193名。2007年,放映4万多场电影,其中公益性数字电影3万多场,观众达1092万人次。
数字与目标越近,问题却也越快呈现。
以投影机灯泡为例,其理论寿命只有2千小时,按院线现在每台机器每250多场的放映任务,不到2年就需要更换灯泡。实际上这笔支出早就开始增加。
有的村不通公路,放映2个小时,路上往返颠簸要六七个小时。放得越多,设备磨损越快,维护更新费用越高。”赵建华说,农村电影要肩挑手扛、翻山越岭跑到山里头去放映,再耐用的设备经历汽车到三轮车、到自行车、到放映员的肩膀,不久便成为“易耗品”。现在公司六成的荧幕已经进行更换。
设备过四五年折旧后就要新投入,这笔钱从哪里来?”接过“橄榄枝”的赵建华必须算好这笔账:设备需要资金、片源需要资金,员工和放映员也要工资;如果保证放映质量、数量并进一步繁荣农村电影市场,他们还需要额外员工培训费用、农村电影观众的观影习惯培养费用……单纯依靠政府补贴,只能保本,却不能保生存。
如何才能持续性发展?在“破”之后,如何“立”的牢——在2008年,还是这个问题。
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的运作状况,关系到农民看电影的机会,关系中国电影观众的基数。作为民资试水农村数字电影第一例,能否盈利更将解答:农村电影改革,民营资本优势何在?农民能否成为“赢家”?
2008年,赵建华再“破”一次:院线在完成公益场次放映的前提上,开拓农村数字电影有偿使用平台,仅市本级就开拓非公益电影近400场,播放商业广告3000多场,创利20余万元。“片头8分钟广告里,还有3分钟是公益的。”赵建华说。
只有院线“立”的牢,真正的赢家才会是需要电影的农民。